1948年11月14日凌晨一点股票配资炒股看配资，南京的秋夜格外阴冷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二处的值班电话一直在响，接线员小声嘀咕：“这两天怎么怪事不断？”没人想到，几个小时后，陈布雷服药身亡的消息就会像冷风一样窜遍总统府长廊。
消息最早传到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。编务主任沈觐寿当场愣了，他反复确认日期——11月13日，蒋介石刚发过火，批评宣传口“文不对症、稿不对时”。陈布雷脸色灰白地听完训斥，低声说了句“责任在我”，谁也没料到这会成为诀别。
蒋介石得讯时在汤山温泉开军事会议。借着昏黄灯光，他翻看纸条，手指明显发抖。戴笠坠机才过去一年，赵一荻在旁提醒他注意身体，他却兀自喃喃：“布雷若有闪失，谁替我写劝降电？”话音未落，他已命车队十分钟内出发返回南京。
总统府卫队长蒋君章冲进陈宅后，房门紧锁，他不敢硬闯，先让陶副官踩着木凳探气窗。陶副官的惊呼打破了死寂：“人躺平了，灯还亮着！”门被撞开，药瓶滚到地上，闻得到苦杏仁味。陈布雷侧卧在床头，不再呼吸，手边留下一张半页纸：仅写“无以报国，唯有一死，庶几谢罪”。寥寥十字，墨迹尚湿。
十点整，蒋介石赶到。楼梯昏暗，他扶着扶手一步一步往上走，几乎不抬头。屋里只有钟声嘀嗒，他看着陈布雷蜡黄的脸，喃喃一句：“是我逼的。”同行的陶希圣记下这句话，却没敢作声。
当天午后，总统府召开紧急会议，讨论丧礼规格。参谋本部的常青说：“依旧例，中央委员可行公葬。”话刚落，蒋介石摆手：“不够。”尴尬沉默后，他突然抬头：“国葬。”众人面面相觑，有人低声提醒“这会刺激舆论”，蒋介石没再理会，只要秘书递来宣统纸，提笔时仍是颤抖——四个大字“当代完人”，墨线歪斜，落款却十分郑重。
王允默那时在上海。她接到长途，先是一声尖叫，然后立刻安排车船。她清楚丈夫的脾气，他从不抱怨，可这几年已被内外交困折磨得形销骨立。火车进南京站时，她依旧不肯相信“服毒”二字，只重复一句：“他连感冒药都不敢乱吃的。”
灵柩停放在鼓楼医院太平间。按蒋介石指示，守灵三夜，礼宾处出动仪仗，全部佩黑纱。仪式恢宏，却掩不住众人心头的疑问：一个信奉节俭的人，真愿意接受如此排场？王允默含泪对宋美龄说：“先夫生前只求西湖安静一隅。”宋美龄点头，会后把这意思带到重华宫。蒋介石踱来踱去，终于签字同意：改西湖九溪安葬，费用大幅压缩，棺椁不许镶金。
11月19日清晨，灵车自下关码头出发，经镇江、无锡，夜半抵达杭州。沿途警卫森严，却没鸣笛，唯恐惊扰百姓。九溪新坟坡已备好，一抔新土覆棺，风中细雨。仪式结束，宋子文轻声感慨：“还好，他回了故乡。”无人接话，山谷回声清冷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陈布雷精于谋略，却在最后阶段悲观厌世，这与国民党内部的腐败、军事失利直接相关。1948年9月锦州战役未打先乱，他曾向蒋介石提交“收缩长江防线”方案，被军令部否决。计划被束之高阁，他暗自叹息：“时局已无可为。”
回想1927年北伐军驻扎南昌，他初识蒋介石。那时他36岁，一口绍兴腔报告时政，被蒋介石钦点为机要秘书。从此日以继夜撰写文告、社论、劝降信，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，蒋介石登上重庆中山纪念堂宣示“再造中华”，背后手稿无一不是陈布雷执笔。蒋介石曾半开玩笑：“布雷不眠，我才能安睡。”这句玩笑后来像诅咒般压在两人之间。
有人质疑，为何一个才情横溢的知识分子甘心做政治传声筒？陈布雷早年在浙江两级师范倡导“实业救国”，深信“文以为政，笔可当枪”。可是战火连绵，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孱弱。1947年底，他对好友章士钊说：“我不缺饭吃，缺的是一条光明的路。”章士钊无言以对，只回了一句：“路要自己走。”此话成了两人绝唱。
蒋介石在灵堂前停留整整一小时，没有对外公开悼词。事后他对陈诚说道：“以后文件，我来改。”短短七个字，刻薄中透着茫然。没了陈布雷，总裁再也找不到第二支那么听话又能写的笔杆子，哪怕再高规格的葬礼，也填不回那个空缺。
九溪墓地至今仍存。山路蜿蜒，石阶两旁是茶园，偶尔有游客经过，却鲜有人驻足细看。墓碑不大，只有“陈布雷之墓”六字，匾额“当代完人”倒立于青苔之上。若非细读史料，很难相信，这块安静山坡与20世纪中国政坛的剧烈震荡曾遥相呼应。
历史留下的往往只是名字和日期，更深的纠结与痛楚埋在尘土。陈布雷的死，是个人悲剧，也是一个时代走向崩塌的标志。1948年冬天，长江以北大势已去，南京城内依旧华灯初上，可很多人已经在暗中打点退路。陈布雷选择留在南京，又迅速离开人世，这种决绝，其实是一种极端的政治宣言——他用生命表明，纸面修饰救不了风雨飘摇的政权。
有人说他是“蒋介石的影子”，也有人赞他“道德文章冠时”，评价见仁见智。但无法否认的事实是，在权力与理想冲突、国家与个人命运交缠的关头，他的自毁把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撕开了一道口子。那副“当代完人”的横匾，也许正透出了蒋介石内心深处的惶惑——夸得越高，越显得底气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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