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5年3月24日夜，北京的早春仍透着寒意，灯火通明的北京饭店客房区却在悄悄地调动警卫。几位身着便装的公安人员按下楼层按钮，电梯门合拢时，红色指针无声上升。没有人想到，这一晚将成为新中国情报战线上一件震撼性的插曲。
同一时间，人民大会堂里全国代表会议正进入尾声。会场气氛与往日不同，代表们说话压低了嗓子，眼神中夹杂着探询。几小时前，毛泽东提出“谁有历史问题就主动报告”的话音仍在厅堂回荡，似乎在提醒某些人：迟到的解释往往代价高昂。
会后走廊里，上海代表团的队伍三三两两返回驻地。副市长潘汉年步履平稳，外衣口袋里揣着一份刚写完的材料，字迹凌乱却句句要害。写完时他犹豫再三，终究还是装进了信封，准备隔日正式递交。世事难料，等待他的不是交代而是铐链。
凌晨零点左右，房门被轻轻敲响。“潘副市长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”带队者语气平淡。潘汉年愣了几秒，随即整理衣领，未多言。走出走廊，他瞥见窗外蜿蜒的长安街，那盏熟悉的路灯忽闪了一下，像是暗号，也像告别。
消息第二天才传到陈毅耳中。他把茶杯重重放到桌上，水花溅出。“糊涂，不可饶恕！”这一声震动了整间会议室。回味这句话，需要将时钟拨回到1943年。
那年3月，南京阴雨。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和胡均鹤突然要求与潘汉年面谈，并威胁“不过来就抓共产党人做替”。电报往返已来不及，他只能独自前往。会面地点在汪精卫公馆的书房，木地板吱吱作响。汪精卫自诩文人，先递上一支香烟：“潘先生，共产党与我们何苦两败俱伤？”潘汉年笑而不答，只顺势打探敌情，来去不到一小时。事后他选择缄口，没有向中央作书面汇报。
两年后，重庆国民党中统突然抛出“共产党情报头目暗通汪伪”谣言，企图搅局双十谈判。延安震惊，毛泽东当即发电痛斥造谣。出人意料的是，毛主席还把潘汉年叫到窑洞，拍了拍他的肩：“中央信得过你。”潘汉年的喉咙哽住，想开口又咽回去，这一沉默足足拖了十年。
建国后，他主持上海情报、文教、公安口多条战线，风头一时无二。可每当夜深，他仍会梦见那张未曾递交的笔供。1955年代表会议前夕，他终于鼓起勇气，把全部始末写成材料，先交给陈毅审阅。陈毅连夜看完，眉头越锁越紧：“怎么现在才说？”潘汉年低声回应：“晚了，也得说。”
陈毅的愤怒并非针对那次冒险，而是针对隐瞒。1955年的政治空气比战时更加严谨，中央最忌“背着包袱”。毛泽东收到材料时正在中南海勤政殿批阅文件，只见他停顿几秒，提笔写下八个字：“此人从此不能信用”。历史就此拐弯。
逮捕之后，潘汉年被隔离审查，他的档案像散落的扑克牌重新洗牌。上海市政府连夜补缺，人事命令紧急下达。保密系统内部更是一片哗然，不少老同志唏嘘，却无力开口辩护，因为“组织结论”重若千钧。
四面墙、两张桌、一盏灯，一隔就是二十二年。期间“内奸案”几经翻卷，证据链却始终薄弱。潘汉年头发由黑转白，但每次笔录，他仍坚持当年只为“刺探敌情”并无通敌。1977年4月14日凌晨，他在医院病房咽下最后一口气，留下半页申诉信。遗憾的是，终审结果当时尚未公文落地。
拨云见日要等到1982年秋天。经过中央复查小组对敌伪档案、电台记录、在港口岸口供的逐条核对，结论最终出炉：潘汉年并无叛变投敌行为，其情报贡献依然有效。那份厚厚的平反文件递到陈毅夫人手中，老人家唏嘘再三，只轻声念道：“是非自有后来人评说。”
有意思的是，情报战线上后来流传一句行话：“报告永远不嫌早，隐瞒永远不得安。”说教意味虽浓，却是血泪教训的凝结。潘汉年的传奇与苦楚提醒后来者，地下工作可以容忍大胆，却无法容忍偷偷。
历史从不青睐完人，它只要求事实。1955年那道薄薄的信封，本可以是普通材料，偏偏成了命运闸门；而那一晚北京饭店微弱的走廊灯光，也因此被很多老同志记到暮年。至今提起，仍有人摇头长叹：迟了，真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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